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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河每脊懦晒麜鴮懼腥A文明史的新篇章

            發布時間:2024-05-30 20:37:00 | 來源: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期刊 | 作者:霍巍 | 責任編輯:曹川川

            【內容摘要】一部中華文明史,就是各民族共同創造偉大祖國的歷史,也是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目標,書寫好中華文明史的新篇章,考古成果的利用十分重要??脊艑W是中華民族歷史認知的重要知識來源,尤其是這個學科所具有的科學性與客觀性特點,對于我們認識歷史上各區域、各族群之間的文明創造及其對于中華文明的貢獻,將起到彌補文獻記載不足的作用,書寫中華文明史新的篇章。

            【關鍵詞】中華文明史;中國考古學;文明探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文明突出特性

            【作者簡介】霍巍,四川大學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

            【文章來源】《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4年第1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正文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強調要“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并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即“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和“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這是關于中華文明最為精要的總結和提煉,也為書寫中華文明史的新篇章指明了方向。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認識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感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離不開考古學。要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做好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闡釋”。因此,利用好考古學的最新成果,對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深入研究和闡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增強全民族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考古學的學科特點及其獨特優勢

            眾所周知,基于田野調查和發掘的現代考古學(又稱為科學考古學)是從西方傳入中國的。從中國考古學的誕生起算,距今已有百年歷史。由于考古學的學科特點是以地下出土的實物資料為研究對象,其時代的跨度從地球上出現人類開始直到文明時代,所以考古學可上溯到人類誕生以來的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對于沒有文字和文獻出現時代的研究更具獨特優勢。從中國的具體情況而言,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早期,都處在沒有發現當時的文字的狀態,地下所出土的各類考古遺存(包含不可移動的遺址、墓葬、作坊等遺址和可以移動的各種與人的活動有關的自然標本及遺物)被考古發掘出土,如同打開了地下的一本厚厚的“地書”,讓后人可以借此去認識逝去世界的某些斷片。之所以只能是斷片,是因為今天世界上規模再宏大的考古發掘,也不可能將過去的人類活動場所全部加以揭露,只能是揭露出其中某個局部。所以,考古學者們面對的,就只能是消逝了的人類歷史的斷片。

            但是,這些斷片與文獻記載的歷史最大的不同之處恰恰在于,它是真實、客觀的存在,不因后世意識形態的變化而變化。文獻記載的歷史往往會被打上不同時代、社會、階層、族群歷史記憶和歷史闡釋的鮮明烙印,但考古學卻可以以其可視、可觸的實物史料展現于世人面前,提供給人類對于遠古社會最近距離的接觸和感受。無論是埋藏于地下的巨大陵墓、城址、各種手工業作坊、窯址、村落,還是一件件平民百姓日常使用的器具、隨手丟棄的生活垃圾、動植物的殘跡,在考古學者的手鏟之下,都會以它“生命史”上最后一刻的真實狀態展現在今人眼前,觸手可及,真實可信。這也是考古學者所發掘出土的古代文化遺存最能吸引人們眼光的獨特魅力所在,也是考古學所具有的獨特優勢。

            考古學是中華民族歷史認知的重要知識來源。在考古學傳入中國之前,中國古代曾經興起過金石學,它被認為是現代考古學的前身。金石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始于漢、興于宋,在清代以來發展很快,其中如甲骨文字的發現以及后來殷墟遺址的考古發掘,就和清代金石學家們的推動有著直接的關系。但是舊金石學所關注的時代范圍,主要是有文字記載的時代及其遺物和遺存,如青銅器、石刻、碑志等遺物,以及陵墓、祠堂、長城、明堂、辟雍等遺址,而對人類創造文字之前的歷史則很少涉及。雖然金石學與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具有直接的關聯,但對中國史前考古卻貢獻甚微。所以,現代考古學的傳入,才真正在中國建立起研究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等三大起源及人類社會發展全過程、長時鏈、全方位的考古學學科體系。

            與文獻史學相比較,必須承認考古學往往缺乏對于宏觀歷史敘事的關注,在歷史學領域一些重大問題的研究上,如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社會組織結構、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等方面不能直接將考古材料與其對應,所以過去一度也被學術界批評為“見物不見人”的學科。蘇聯曾經將考古學歸入到“物質文化史”的研究范疇,并引起學術界的爭議和警覺。中國考古學者很早就認識到考古學的學科特點,堅持認為考古學應是歷史科學的組成部分,應當和文獻史學形成歷史研究的“鳥之兩翼、車之兩輪”,考古研究必須和歷史文獻相互結合,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的文字、文獻傳統的國家更須如此。對于考古學的學科特征、主要研究方法、目標任務等,均在具有權威性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中做出了明確的界定和闡釋,中國考古學的歷史學屬性至今仍未更改,而這是有別于西方新、舊大陸或基于人類學或基于藝術史的考古學。

            撫往思今,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考古學者從清末民初“重建國史”的出發點起步,不斷開啟中國考古學的新時段,不斷用科學的考古材料向世人展現出古老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發展脈絡和博大精深的豐富內涵。黨的十八大以來,考古學發展迅猛,新的成果不斷涌現,日益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領域??脊艑W將5000年不間斷的中華文明史書寫在祖國大地上,為全民族樹立起文化自信、文化自強提供了可靠的知識源泉。

            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文化思想中,特別強調考古學“揭示了中國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價值觀和中華民族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因”這一理念。這里涉及兩個重要的認知概念:一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二是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因”。這兩個概念都突破了考古學“物”的層面,上升到精神層面的考察??脊艑W家們常說要“透物見人”,也就是要通過考古實物來觀察其背后更為復雜的不同時代人與社會、人的信仰與精神、人的審美好惡等價值觀念形成發展的過程,從中升華和凝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和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相傳的“文化基因”。

            因此,我們既要充分認識到考古學成果所具有的學科特點和自身優勢,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考古學所具有的局限性——這主要在于資料本身具有的零散性、發現地域的不平衡性等方面,從而在中華文明史的書寫中,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考古成果,服務于黨和國家的重大文化戰略和重大現實需求。

            二、考古發現與邊疆史地研究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國家,她是由各兄弟民族共同締造的。一部中華文明史的書寫,其實質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偉大祖國歷史的書寫,這是正在走向民族復興的中華民族的一項偉大世紀工程。寫好這部歷史,需要重新梳理、闡釋與整合現有的傳世文獻(包括漢文文獻和其他民族文字寫成的文獻),更為重要的是,要很好地利用以往重視不夠或利用不足的考古成果。周偉洲先生曾指出:“研究歷史,特別是中國古代史(包括古代民族史)考古發掘的文物資料是極為珍貴的。它不僅可以補證歷史文獻之不足,而且以其直觀和形象的特征,為多種相關學科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前景?!币环矫?,在既往的傳世文獻中,對于邊疆民族、邊疆地區的記載多帶有史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雖然可以從中看到粗略的歷史線條,但總體而言語焉不詳之處更多,尤其是在若干重要的事關邊疆史地的具體問題的研究上,我們往往很難從中找到可信度較高的史料可資利用??脊虐l現所提供的新成果,可以從多個層面、多個維度上開拓研究視野,有些可以解決歷史上長期懸而未決的老問題,有些則可以提出過去從來無人涉及的新問題,開拓新領域。

            以青藏高原近年來的考古發現為例,一系列新的考古成果對于重新認識青藏高原的人類歷史和文明史便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至少在以下4個方面,考古成果都為我們提供高原文明的區域性特征及其與祖國內地和周邊地區密不可分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證據。

            (一)西藏考古證明了高原史前人類具有與中原文化相同的“文化基因”

            目前最新的考古學證據顯示,至少在距今約5萬年前,西藏高原已經有了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在此生存,藏北尼阿底遺址便提供了舊石器時代晚期有地層依據的重要考古證據。被評為“2021年中國考古十大發現”之一的四川稻城皮洛遺址,處于青藏高原的東麓,年代甚至可以早到距今約15萬年前,與西藏高原史前人類有著密切的關聯度。在這些高原舊石器時代的遺存當中,顯示出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其中雖然出現了過去認為是西方起源的“莫斯特手斧”系統的標本,但更多的則是可以明顯觀察到的華北舊石器、南方舊石器工藝傳統的印跡。雖然目前對于這些早期踏上高原的人群是通過何種途徑、以何種方式進入到高原的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探索,但與東亞地區中國北方和南方舊石器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系已經得到證實。

            距今約5000年的西藏昌都卡若遺址,從中反映出與黃河、長江上游地區史前新石器時代文化若干相似的文化因素。例如,遺址中出土的農作物為粟類;遺址半地穴式的紅燒土房屋、彩陶花紋、陶器造型等與黃河上、中游地區的原始文化具有可比性;陶器紋飾以刻畫紋為主,與金沙江流域的云南白羊村、元謀大墩子文化陶器裝飾手法相似;尤其是陶器器形中發現的一種具有鮮明特征的“雙體獸形陶罐”,在黃河上游及川西北、滇西北史前文化中均可見到。這些文化因素和祖國黃河、長江上游的史前文化,都保持著相同的發展節律和相似的“文化基因”。

            (二)西藏考古勾勒出西藏古代文明發展的基本軌跡與發展趨向

            進入到文明時代以后,西藏考古大體可以分為“早期金屬時代”(約相當于文獻記載的西藏各“小邦”時期,公元7世紀以前)和唐代吐蕃王朝統治時期(公元7至9世紀)兩個發展階段?!霸缙诮饘贂r代”西藏的考古學遺存,主要有石丘墓(包括石棺葬)、洞室墓、大石遺跡,以及出現大量動物形紋飾的古代巖畫等。這些考古遺存與我國北方草原、西南山地等古代民族的考古學文化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不少學者已經研究指出,這個時期西藏高原流行的石丘墓、大石遺跡以及動物形紋飾這三者都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從歐亞草原,經過中亞而到達中國的北部和西部,從遠古時候開始,就是眾多游牧民族生活、爭戰的歷史舞臺。從商代晚期開始至漢晉時代,曾經有過眾多北方草原地帶的古代游牧民族(如羌、匈奴、鮮卑等)分布和活躍在青藏高原周邊地區。因此,西藏這一時期的考古學文化也反映出這些古代民族之間曾經有過的頻繁交往、交流和交融。從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出,西藏古代文明在其發生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一方面不斷形成自身獨特的高原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又與其周邊地區和民族之間保持著密切聯系,一些后來形成為西藏文明內核的文化因素,都包含有中國北方草原、西南山地等其他地區古代文化的豐富養分,是在與這些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的過程當中孕育成形的。就目前考古學可以觀察到的西藏從史前至吐蕃時代文化的發展軌跡而言,既可以感受到來自中原、北方、西南等周邊區域對西藏所產生的持續不斷的吸引力;反之,同樣能感受到西藏文明在自身發展過程當中對于這些地區越來越強烈的影響力。正是在這兩種力量的交互作用之下,西藏古代文明發展的軌跡才始終圍繞祖國內陸地區旋轉,而不是朝向其他方向。

            (三)西藏考古豐富了多民族共同創造高原文明的內涵和細節

            經過幾代中國考古學者的不懈努力,西藏考古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提供了大量豐富的文化資源,可供深化對于不同歷史時期西藏文化內涵的認識。例如,近年來考古發現的吐蕃時代的各類考古學遺存,就包括了地上文物與地下文物兩大類別,重要的如古藏文金石銘刻、古藏文寫卷、木牘、寺院建筑、墓葬、石窟寺、金銀器、絲織品、佛教造像與繪畫作品等,可以極大地補充既往吐蕃社會史和吐蕃文化史研究資料的嚴重不足。通過對于這些考古實物的研究,可以發現今天藏族文化的許多主體因素,如藏文文字、宗教信仰、藝術傳統、生活習俗、禮儀制度等,在吐蕃時代便已經基本形成,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考古實物材料還提供了吐蕃上層思想文化和制度構建深受唐代禮制文化影響的大量物證。例如吐蕃陵墓(俗稱藏王陵)取法于漢唐中原陵墓制度,陵墓形制以四方形或梯形的封土形制為貴,可視為漢唐以來中原地區帝王陵墓“方上”之制的直接翻版。藏王陵墓中設置石碑、石獅等陵園附屬建筑,形成與地下陵墓相輔相成的陵園地面標志的做法,也受到漢唐陵墓制度的影響。吐蕃藏王陵園中發現的石碑具有龜形碑座,這種立碑刻字并使用龜形碑座的做法,無疑也是當時由內地傳入的。這些豐富的考古實物,以大量文獻所不見載的細節活化了高原各族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進程。

            (四)西藏考古提供了“高原絲綢之路”上文明互鑒的多彩樣本

            考古發現充分證明,西藏高原并非是隔絕于世的“文化孤島”,而是從人類踏上這片神奇的雪域高原伊始,就始終和外界有著密切的聯系。史前時代粟、青稞、小麥等物種在高原的培植與傳播,牦牛、山羊等適應高原自然條件動物的馴化、早期金屬器的冶煉等一系列重大的學術問題,都不能避開西藏高原,目前國際學術界對于通過西藏高原溝通西亞、中亞、南亞和東亞地區文化傳播路線的關注度,正在日益升溫??脊虐l現的《大唐天竺使出銘》,是迄今為止發現的第一例中印交通、蕃尼交通路線上唐代使節王玄策奉大唐朝廷之命出使天竺(今印度)的摩崖碑刻。出土的大量吐蕃時代金銀器、絲綢、馬具、黃金面具、珍寶裝飾等,既有東亞大唐文化的特點,也吸收了同時期波斯薩珊、粟特系統和歐亞草原文化的藝術風格與造型,再現了漢唐“高原絲綢之路”上各國使節、商隊、高僧、工匠們經由西藏高原頻繁交往的歷史場景。

            近年來在西藏拉薩新發現的一面鐵柄銅鏡,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關于西藏金屬器制作的新的物證。在這面被稱為“牦牛鏡”的青銅鏡背紋飾上,有用陰線鑿刻出的一頭牦牛的形象。這個發現引起考古學者們的高度關注。眾所周知,牦牛是高原特有的動物,素有“高原之舟”的美譽,甚至成為高原古代交通的一個重要符號。這面新發現的帶柄鏡和以往在拉薩曲貢遺址中發現的另一面帶柄鏡的形制、大小都十分相似。在對藏在西藏博物館的曲貢帶柄鏡進行重新審視觀察之后,令人驚喜地發現,在曲貢石室墓中出土的這面帶柄鏡鏡背的紋飾上,也用陰線點鑿刻出了一頭牦牛的形象。由此可以斷定,兩面銅鏡上的牦牛形象,都應是原生狀態而非后人補刻。曲貢出土的這面銅鏡以科學的考古學背景證實了這一點?!独_曲貢》考古報告認為,“曲貢土坑石室墓的絕對年代當在于公元前8世紀前后,最晚不會晚于公元初年”。從拉薩曲貢遺址中已經發現有家養牦牛的動物骨骼這一遺跡現象來看,西藏高原腹心地帶對牦牛的馴化和利用已經有了悠久的歷史。在精心制作的銅鏡上鏤刻出牦牛的形象,這就為這類銅鏡打上了鮮明的高原印跡,是高原先民對于這種動物賦予神圣“靈物”崇拜的歷史遺珍,具有原始宗教“薩滿”崇拜的濃厚色彩。從另一個觀察角度來看,至少在這個時期,西藏拉薩河谷地帶的先民們已經學會制作早期的金屬器,或者至少在他們所獲得的金屬器上留下了高原民族鮮明的特征。過去筆者也曾經指出,西藏高原發現的這類帶柄青銅鏡是中外文明交流背景之下的產物,因為這類帶柄鏡以往主要發現在南亞、中亞等地?,F在看來,不排除是由西藏先民吸收外來文化的因素而獨立創造的可能性。

            通過上述例證可見,考古學不斷提供的科學、客觀的實物史料,具有極高研究和利用價值。尤其對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而言,在傳世文獻史料有限的情況下,考古學無疑拓寬了其學術領域、研究對象和學科內涵,促進現代學術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在相關學科(如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等)之間也可以相互滲透,進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從而從整體上提升中華文明史書寫的質量和水平。

            三、用考古成果體現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

            在中華文明史的書寫中,作為新時代的考古工作者,我們應當深刻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華文明和文化自信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努力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

            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當中,“突出的統一性”是前提,沒有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中華文明就不復存在?!巴怀龅难永m性”是表征,世界上各古代文明當中,只有中華文明延續5000年而不斷絕,是一個持續發展的文明實體?!巴怀龅膭撔滦浴笔莾仍趧恿?,沒有各民族文化的創新,沒有中央集權在制度層面上的創新,文明的延續難以保證?!巴怀龅暮推叫浴迸c“突出的包容性”是中華文明內部交往和與外部交流的相處之道,體現出中華文明“以和為貴”“友善待人”“天人和一”“世界大同”等核心價值觀念。如何利用考古成果闡釋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是習近平總書記給我們考古工作者提出的新的時代使命,也是書寫中華文明史的重點和突破口。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近十年來,在建立考古學文化譜系的基礎之上,開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華文明歷史演進路徑研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研究等重大的科學實踐和多學科聯合攻關,正在逐步實現考古學與文獻學、自然科學之間緊密結合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發展的宏大目標。

            總體而言,筆者認為考古學的成果為中華文明早期知識體系、禮儀制度與思想觀念的形成提供了近萬年以來的實物依據。禮樂制度成為界定中華文明誕生的關鍵性標準或決定性因素??脊艑W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提供了豐富、具體、客觀的資料,展現了國家起源與文明發展的中華模式與獨特路徑??脊艑W揭示出春秋戰國以來“華夷交融”,最終演進為中華“大一統”復合共同體的文明內在結構與新的時空格局。如同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p>

            在對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的認識和闡釋之中,筆者尤其強調認為:對于認識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考古學成果無疑給我們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第一手資料。這一方面體現在對于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期,考古學提供了全部的實物史料支撐來重建古史;另一方面,即使是進入到有史記載的“前史時期”和歷史時期,考古學也用大量實物史料豐富和補充了文獻記載之偏頗缺失之處,尤其是對于中原以外的周邊地區更是如此。

            (一)中華文明探源與邊地早期文明的誕生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實施以來,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發現了若干距今數千年前的重要考古遺存,有學者甚至認為,早在史前時代,便存在著一個“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或稱之為“早期中國文化圈”,認為其萌芽于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公元前6000年,而正式形成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公元前4000年前后,直至商代晚期以前??脊艑W與文獻史學相結合,借助各種自然科學技術手段,通過系統的高精度測年,準確地把握了距今約5500年到3500年我國各個區域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各個都邑性遺址及其他區域中心性遺址的年代,從而為研究各個區域內的文明進程、關鍵性結點、各考古學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奠定了考古年代學的基礎。在文明化進程相對較快的區域,大體上可以分為距今5800—5000年,距今5000年前后,距今4300—3800年三個大的發展階段,從“天下萬邦”到分化聚合,在社會的劇烈動蕩中完成了一系列的重組整合,開啟了以中原地區為主導、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歷史進程,為中華文明走向王朝時代奠定了基礎。韓建業先生認為,這個階段已經進入早期中國的“古國時代”。

            特別還應提到的是,在黃河上游、長江上游地區以及甘青藏等地距今約5000—3000年前一批重要考古遺址的調查與發現,如西藏卡若遺址、小恩達遺址、青海宗日遺址、川西北高原的茂縣營盤山遺址等,為邊疆地區農業起源、手工業的發展、文明化進程及其與中原文化的關系等問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資料。尤其是其中遠離中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西藏高原東部的卡若遺址,在彩陶器制作、半地穴居址建筑、粟(小米)種植等方面,均反映出和黃河上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為高原文明的起源首次提供了科學依據,意義十分重大??脊艑W用實物史料有力地說明,邊遠的青藏高原絕非“蠻荒之地”,而是和祖國內地一樣可能經歷了同樣的文化發展進程。此外,從拉薩曲貢遺址當中發現的青銅器以及西藏各地發現的早期金屬器來看,西藏高原早期的金屬冶煉和金屬器的制作可能也經歷過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其起始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數個世紀,遠比文獻記載所反映的年代為早。這有力地證明,邊地早期文明因素的誕生和文明發展的進程,都有必要進行科學的論證和文獻、考古、自然科學技術等多方面的綜合研究,才能得到可靠的結論。

            (二)王朝時代的民族源流和文明化進程

            進入到夏商周三代,學術界多認為已經進入到“王朝國家時代”,形成了華夏和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等不同的民族集團。華夏(或稱夏)作為國家建立后的一個狹義的“民族”形成于何時?它與四方民族集團的關系如何?這都是隨著國家和階級的產生書寫中華文明史的關鍵性結點。但學術界也有不同的意見。如周偉洲先生所指出:“一是認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夏朝建立后,華夏族即開始形成;一是以為經過夏商周三代,至西周時才開始形成華夏族之雛形,夏商周是華夏族三支主要來源?!笨脊艑W提供的資料則表明,大約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中國大部分地區進入青銅時代,這個時期社會分化顯著加強,黃河中下游的氏族、部落以及所謂“酋邦”便已經開始邁入“王國時代”,二里頭文化的產生,學術界認為和夏王朝就有著密切的關系。如王震中先生就確信,著名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就是夏朝后期的王都。在文獻上,夏王族即夏后氏,對蛇形之龍的崇拜十分突出,所以在二里頭遺址先后發現了許多帶有龍形紋樣的陶器和用綠松石片鑲成的龍形器。因此,他主張華夏民族在夏代已經形成,夏王朝已經是多元一體的復合制國家結構。原為“東夷”方國的商,逐漸強大之后由商湯滅夏,建立起商朝。文獻記載中有時稱商朝統治地區的人為“商人”或“殷人”,也稱其為華夏,表明在商滅夏后,商人已經成為華夏族的主體。周人原居于西方,最早也被稱為“戎狄”,戰國時代孟子還稱周文王為“西夷之人”。但在考古學家的眼中,從陶器群所反映出的先周文化當中,卻既包括有北方的“姬周集團”,也有來自西方的“羌姜集團”,還有包括原住居民、夏族遺民、商王朝的有關氏族、先秦族以及一些難以辨認的小族在內的“其他居民集團”。因此,在陜西周原遺址晚商時期的考古面貌中,便出現了先周和晚商文化因素相互交織的現象,從而引發了考古學家們熱烈的討論。西周時期,周人入主中原之后,文獻記載多有周人與商人通婚及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關系日益密切的情況,周原甲骨文和殷人的甲骨文也是一脈相承。由此可知歷經夏商周三代之后,一個以中原為主導的、融合多族群形成的華夏族及其政治實體成為事實上的“中國”。西周初年周成王時所鑄的“何尊”上出現的“宅茲中國”,成為文字記錄和考古實物中最早稱“中國”的標本,說明此時周人已經把周人直接統治的地方稱為“中國”——包括周王朝的中央之都城和中央之地域。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除三代王朝的政治中心之外,考古學還對其周邊地區文明的發展進程及其特點提供了新證據。最典型的例子是長江上游發現的四川廣漢三星堆青銅文明,在震驚和感嘆之余,人們感到最為不可思議的是,在迄今為止的中國青銅時代考古發掘中,還從未如此集中地出土高大的青銅神像、青銅面具、青銅神樹、神壇(祭壇)以及黃金面罩、黃金權杖這類充滿神秘色彩的器物,也對分布如此密集的祭祀坑的意義感到費解。但如果認真分析,三星堆青銅文化也并非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過去在三星堆一、二號中曾出土過仿照中原青銅器制作的青銅尊,還出土過與中原二里頭文化相似的鑲有綠松石的青銅牌飾,三星堆出土的所有玉器在中原地區都有同類器物可以比較,這均為三星堆與中原商周青銅文化之間的聯系提供了證據。古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說當中,一方面蜀人“椎結左衽”,是有別于中原的“蠻夷之族”;但另一方面蜀又和中原有著密切的關系,傳說蜀人是黃帝的后代。史書中記載,黃帝與嫘祖的兒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之女,“后封其支庶于蜀,歷夏、商、周,始稱王者縱目,名蠶叢”,從中也折射出古蜀文明既有別于中原文化、又與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源于巴蜀文化傳統的《蜀王本紀》《華陽國志》記載了古蜀國時期先后經歷過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等五代,更反映出以成都平原為中心,其周邊族群在更大范圍內遷徙、交流、融合的歷史記憶。

            (三)從春秋戰國以來的“華夷交融”到唐宋元明清的“天下一統”

            從傅斯年提出“夷夏東西說”以來,對于“華夏”與“諸夷”的相互對立與交融的關注度日益提升。越來越多的考古成果顯示,當夏商周三代文明走向衰落之際,代之而起的是春秋戰國以來在更大疆域內開始的跨地域、跨血緣的“華夷交融”。華夏族在先秦時代已經成為我國的主體民族,春秋戰國以來,各國既以國名或地區名稱號為秦人、趙人、燕人、魯人、齊人、宋人、魏人、巴人、蜀人等等,但同時也有了“諸夏”的稱法,表明這個時期在中國疆域內民族融合的加速發展,在原來華夏族基礎上不斷融入新的族群??脊虐l現的秦國、趙國、中山國等文化中,除了中原文化的因素之外,還出現了大量“西戎”“北狄”的文化因素。南方的楚國與秦、巴蜀地區的交往、交流和交融進一步發展,還不斷融入“百越”“南蠻”的文化因素,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多族群之間互動交融的新格局。

            秦漢時期,隨著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立,不僅華夏族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以后逐漸有了“漢人”“漢族”的稱法,其他各族群也有很大的發展,如北方的匈奴,西方和氐羌,南方的百越,西南方的西南夷,東北的烏桓、鮮卑、夫余等,他們逐漸融入中原諸夏;有的則在魏晉南北朝之后形成更為強大的族體,如北方的鮮卑,西方的氐羌等;有些還曾入主中原。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大動蕩、大遷徙和大融合,出現了南北朝時期不同族群“共主中原”的新局面。

            隋唐時期,在空前范圍內形成了新的“大一統”,并且發生了質的變化。如同李大龍先生所言:“由漢的‘大一統’到唐的‘大一統’,不僅僅是唐王朝的疆域在漢王朝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統治體系更加完善、深入,更重要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大一統‘天下’觀念出現了一些明顯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對于多民族國家疆域的凝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彼J為,這首先表現在“天子以四海為家”,漢唐統治者的“天下”觀發生變化;其次是邊疆族群入主中原得到認同,尤其是得到了漢人的認同;再次是“華夷一家”的觀念得以確立并成為治國理念;最后是“中國”的地位在“天下”之中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隋唐以后直至宋(遼、金、西夏)、元、明、清各代,隨著中華大地再一次由統一到分裂,再由分裂走向新的統一,北方的邊疆族群擔當起了實現“大一統”的重任。首先是遼、金、元三朝作為“中國”正統的地位得到認同,宋、遼、金、元都成為“中國”的代表。此后,以蒙古為主體建立了元朝,實現了更大范圍的統一,為明清兩代最后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奠定了基礎。有學者將這個歷史進程的標志稱之為中華大一統“復合共同體的文明內在結構與新的時空格局”。所謂“復合共同體”是指在行政體制上由中土、塞外體制同構,文化上交流互動,多樣化族群融匯等構成的嶄新共同體?!靶碌臅r空格局”則將多民族統一國家從秦漢隋唐以來的黃河、長江,擴展到塞外,中華文明的結構和中國傳統王朝的內涵外延包容了中土農耕文明和塞外游牧與半游牧文明,發展到一個新的“華夷一統”的最高階段。

            在上述歷史進程中,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即漢唐兩次全國范圍內的大統一格局是由華夏族為主體發展起來的漢族完成的;而以蒙古族為主體建立起來的元、以滿族為主體建立的清,則是由長期以來被認為非主體族群的“夷”來完成的。李大龍先生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的因素,如游牧與農耕對于疆域治理的不同路徑,但最主要的還是觀念上的問題,“其中誕生在華夏族中的夷夏觀對歷朝各代邊疆統治體系的構筑和邊疆經營方針的影響則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的確是今后值得認真研究的另一個重要課題。

            在上述這些方面,考古學與文獻學互為補充,提供了大量實物證據,從物質生活、精神信仰、社會制度等不同的層面,都能反映出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的若干歷史片斷。例如,墓葬是考古出土最多的遺存之一,下到平民百姓,上至皇家貴族,無論是從隨葬的器物,還是墓葬的葬具、墓中的裝飾性圖案,從中都可以觀察到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三交”的線索,東北的高句麗、渤海、契丹、女真,北方的匈奴、鮮卑、西夏,西域的烏孫、塞人、突厥,西南的巴蜀、西南夷,青藏高原的吐蕃,華南地區的楚、百越,祖國大地上多個民族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進程中,一方面創造了自身的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則不斷接受來自先進的中原文化的影響,逐漸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典型的例子可以西南地區為例。在秦漢以前各地流行船棺葬、石棺葬、大石墓等多種墓葬,隨著秦漢統一王朝的建立,這些墓葬都逐漸消失,開始流行中原北方地區的豎穴土坑木槨墓、磚室墓,隨葬的器物也隨之出現了許多所謂“漢式”器物,如銅鏡、線幣、瓷器等,甚至在一些墓葬中還發現了用于書寫漢字的工具。這表明漢文化的影響日益加大,“西南夷”融入中原文化系統的步伐不斷加快。

            再如,石窟寺是外來的佛教文化傳入中國后的產物,但我們從敦煌石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當中,既能觀察到北魏、唐朝的皇家造像,從中體會“造像如帝身”的佛教中國化范式轉變;也能觀察到吐蕃占領敦煌之后帶來的高原藝術如何與其他民族藝術熔為一爐,給敦煌佛教藝術帶來新的因素。渤海上京龍泉府,遼的中京、上京遺址,金上京遺址,都展示出漢唐中央王朝的都城制度是如何影響到邊疆各地的都城營建的。西夏和吐蕃的王陵,讓我們可以從陵墓的布局,墓葬的封土形制,陵前的碑志、石獸等因素之中,看到中原漢唐陵墓制度的遺韻。從不同民族的墓葬、遺址當中,考古發掘還出土了大量生產工具、武器、生活用具、服飾、發飾與裝飾品、交通工具、陶瓷用品、文書、印章、藝術雕刻、宗教用具等,更是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細節,來觀察許多“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內涵,從中梳理出各民族之間“三交”的脈絡和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

            四、結語

            綜上所論,一部中華文明史,就是各民族共同創造偉大祖國的歷史,也是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目標,書寫好中華文明史的新篇章,考古成果的利用十分重要??脊艑W是中華民族歷史認知的重要知識來源,尤其是這個學科所具有的科學性與客觀性特點,對于我們認識歷史上各區域、各族群之間的文明創造及其對于中華文明的獨特貢獻,將起到彌補文獻記載不足的作用,從而為中華文明史書寫新的篇章。

            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黨的二十大以來,中國考古學正在步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等重大國家考古項目在各地的實施,涌現出一批重大的考古成果,這從每年評選出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即可略見其一斑。尤其令人感到振奮的是,近年來邊疆地區的考古工作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以筆者一直以來關注的青藏高原考古為例,青海都蘭熱水2018一號大墓、青海烏蘭泉溝一號墓、甘肅唐代慕容智大墓、西藏藏北吐蕃墓地、西藏阿里皮央·東嘎果扎和卡基墓地、西藏阿里札達桑達龍果墓地、西藏札達縣遺址薩扎地點南區墓地等一批新的考古成果的相繼發現,都為我們從考古學的視野去認識青藏高原的古代文明、高原絲綢之路的形成與發展、青藏高原各族人民與祖國內地之間的密切聯系等重大課題提供了全新的資料。

            當前,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講話精神正在不斷走向深入,我們要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囑托,胸懷國之大者,不斷用考古新成果譜寫中華文明史的新篇章,無愧于這個偉大的時代,為實現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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